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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中国风】“舞”动异域，天涯相约民族风******
中新网北京10月2日电题：【十年中国风】“舞”动异域，天涯相约民族风
记者 邢蕊
提到广场舞，你脑海中会浮现出什么场景？是否是一群或烫着卷发、戴着墨镜，或身披彩色丝巾，在公园、广场伴着音乐起舞的大爷大妈们？
广场舞是一项成本低廉、简单易学且颇具社交属性的健身娱乐方式。一份早年间的行业报告显示，中国广场舞人口已近一亿。随着十年间国内外交流的脚步密集，“广场舞大妈”们，也越来越多地吸引世界目光。
“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英国小哥三秒，至今都对此记忆犹新。
三秒住在英国谢菲尔德。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狂热爱好者，也是中国女婿。2019年，他和媳妇回中国探亲，在游览大好河山，品尝各式美食之余，同样令他难忘的，还有随处可见的“广场舞大妈”。
他说，自己想不通到底是怎样一种魔力，可以让互不相识的人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整齐划一地排列在一起起舞？这上头的背景音和魔性的小步伐，又是哪位节奏大师的手笔？
当他向妻子表达心中迷惑，却见对方煞有其事地笑道：“这是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这股“神秘的东方力量”正有席卷全球之势。从巴黎卢浮宫、俄罗斯红场到纽约时代广场，十年间都曾留下国人翩迁舞动的身影。
2014年，一曲《最炫民族风》响彻纽约时代广场上空，100位“中国大妈”在异国他乡的街头跟随节拍起舞，由内而外散发着自信的气场。
这是纽约中华歌舞团参与的一次快闪活动，团长冯洁至今都对当时的场面记忆犹新：“跳完以后，我们挥舞着100面五星红旗，一起合唱《我的中国心》，场面十分震撼。”
资料图：2013年1月21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参加游行的华人民间舞蹈团。“神曲”背后的自信身影
当一群群东方面孔在异域高光中随性而舞，求同存异、兼容并包而又活泼豁达的中国文化特质，正跃动着勃勃生机。
从身边巷陌到异国他乡，随处可见的广场舞成为国人追求健康生活方式和展现向上精神面貌的注脚。在这背后，是一份份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是飞速崛起的国家为普通百姓带来的幸福感和自信心。
在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秘书长何文义看来，广场舞兼具时尚文化和体育文化属性。“广场舞的舞蹈和音乐都在不断推陈出新，受众囊括了各个年龄段，甚至包括有舞蹈功底的专业人士。当优秀人才进入这一领域，广场舞很可能从‘土文化’变成雅文化。”
何文义认为，广场舞热潮所体现出的，正是普通老百姓享受美好生活的直接过程。而在国外街头起舞的“中国大妈”，不仅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文化输出”的一种形式。
来自英国的三秒眉飞色舞地告诉记者，自己看广场舞看到兴起时，也会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快乐得像个二十多岁的“小陀螺”。
资料图：2017年12月31日，2017“你好大妈”全国广场舞总决赛在美丽的云南西双版纳举办。陈春光 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在国外生活数十年的冯洁，为了庆祝国庆60周年，于2009年创立了纽约中华歌舞团。13年时间里，冯洁和她的歌舞团一直致力于让优美的中国艺术在美国落地生根。
2015年梅西感恩节大游行，纽约中华歌舞团受邀参加。她们以侗族音乐为伴奏，编排出了一套动作简单，却颇具少数民族风情的广场舞。当身穿民族服饰的队伍走上街头，围观人群向着游行队伍高呼：“China，你好。”那一刻，走在队伍里的她和许多演员们热泪盈眶，身为华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旅美20余年间，冯洁曾在美国朱莉雅音乐学院演奏并讲座过多部中国民乐作品、出版过琵琶独奏专辑，也曾自2009年起创办“纽约国庆晚会”、在大量中华艺术活动中担任节目策划人及总导演、艺术总监，还曾将来自辽宁芭蕾舞团自排的《花木兰》等多部晚会搬上美国主流舞台演出，以实际行动搭建中美文化桥梁，近距离向美国人民和华夏子孙讲述中国故事。
“我们中国的优秀文化还有很多很多，歌剧、芭蕾舞、交响乐……兼容并包，海纳百川。”她说，“这些来自中国的艺术之美，每每都会令当地观众大为赞叹。”
2015年梅西感恩节大游行现场。受访者供图。当中国风与西方世界交融碰撞，无论是“阳春白雪”的艺术表演，还是颇接地气的民间健身，都在润物无声地讲述着一个个中国故事，将兼具传统色彩和时代意蕴的中华文化推向国际舞台。而每一个故事，无不记录着优秀中华儿女的努力与拼搏。
“在美国，中国文化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每次有多元文化交流活动，我们一定是最具亮点、最不可缺少被邀请的。”冯洁动情地说。而她语气中满满流露出的，是对中华文化坚定地自豪和自信。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柏林4月22日电 题：“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马丁·阿尔布劳(Prof. Martin Albrow)是西方率先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从事社会学职业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马丁·阿尔布劳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他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全球中国学术院荣誉院长。阿尔布劳教授近年来的研究方向转向中国，已出版两本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期与阿尔布劳教授进行了对话。阿尔布劳表示，人类无法回到新冠疫情前的世界，但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围绕抗疫开展的大量合作本身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 阿尔布劳认为，西方理解中国抗疫需要理解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以及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所汲取的治理智慧；中国的治理模式下，中央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这也造就了疫情下中西方表现的巨大差别。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供图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总是执着于旧式的地缘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的技术向善，并管控风险。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 供图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阿尔布劳：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开发疫苗、交流信息，这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尤其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西方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它更重视文化价值、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的灾难时，国家做的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的共识。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 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历史传统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基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后，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国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阿尔布劳：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之上。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与文明的冲突相比，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黑海班列首发。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我更加担忧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我认为，“统一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的一项比较优势。  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孙睿 摄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要素。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的，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伟：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完)  编者按：访谈全文收录在阿尔布劳新著《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共同的价值与目标》(伦敦：环球世纪出版社，2021年版)，并在2022年伦敦国际书展面向全球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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